日志探微｜创新家日志与回忆录中的“湖南饮食飞地”

由于萧子升和毛泽东都善于写日志，并利用日志不闭幕地纪录白昼的不雅察与所想所想，于是当日的记录就成了当天必读的史料。在何叔衡家中参不雅完猪圈、旷野菜地之后，毛泽东和萧子升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宁乡家宴。书中这么刻画：“刚从水塘里捞出来的鲜鱼，活杀了几只鸡，还切了一些烟肉。此外，再佐以刚从园子里摘下来的相称鲜好意思的青菜。整个有十几谈菜之多，确实应有尽有，每个人又都各适其适。”湖南农村待人接客的宴席是这么的丰盛，而一般的茶铺饭馆，也势必要备鱼和肉，至少也得有鸡蛋。这又是咱们从萧子升回忆录中得回的启示。

茶摊、饭馆当作湖南饮食社会结构的中层单元，承担了乡村与城乡底层社会的基本饮食供给，对乡村流民、城市游民及夫役阶级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往的饮食盘问主要关怀饮食机构中居于金字塔顶尖的酒楼、茶楼等时局，并记录其中的着名菜肴、名人逸事等，而代表中基层市民及乡村饮食社会花式的宽敞饭馆，常常由于纪录不及，呈现空缺状态。尽管连年一些历史学者依然利用民间账簿开展近代乡村生流水平时面的盘问，分析“清代乡民日常生活记录中的‘食物篮’的真实组成”，指出浙江南部地区猪肉在各样典礼活动中无可撼动的地位等（蒋勤、冯大诚《清代乡民的饮食结构、生流水平与阶级互异——基于1820-1949年浙南乡民食材类型与食单建立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不外这类账簿等巨额民间布告刻下主要发掘于安徽、浙江、福建、江西、贵州等地，湖南地区的巨额民间布告尚有待开发，盘问者据此跨地域移植关系才调探析近代湖南群众饮食的条款并不熟识。

故而，咱们对百多年前的湖南饭馆的散布、吃食及价钱无从捉摸，也难以探寻一些着名菜肴如剁椒鱼头等的“前史”。在此，近代创新家的回忆录和日志则为探寻湖南饮食的中低层结构提供了重要支捏。

在谭延闿（1880-1930）等王公贵族的日志中，常常唯有高端饮食的面庞，至于湖南饮食的“中层结构”——一般湖南人的日常饮食，则有赖于好多创新家的日志。毕竟，普通群众巨额大字不识，也无纪录日常生活的兴致，而诗人则更偏好纪录高端好意思食，或将饮食诗意化。惟有创新者从环球中走出，又具有纪录历史的自愿，闲笔及之，也勾画出一般人的饮食情景。如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1894-1932）1917年9月16日日志载和毛泽东、彭则厚三人徒步旅行日志云：“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毛泽东早期文稿》，637页）这一纪录不仅点明长沙大托铺等湖南往常交通要谈上存在不少饭店，且饭菜的价钱也记录得极度澄莹。毛泽东三人吃了五大碗饭、五个菜，而大碗饭的价钱竟然高于菜肴。这些都可见其时行旅人的饮食不雅念及饭馆的销售理念，乃是性价比至上、吃饱就好。

罗学瓒日志

当作高出的现代团体，新民学会里面有着传统理学家的教养精神在，成员广大写有日志，本是盘问近代湖南饮食的宝贵贵府，不外由于成员广大生活较为拮据，且学会划定要求“不花消”，故饮食纪录内容较少。并且这一时期的新后生广大信托过度饮食不利于身心健康，如湖南一师学生罗学瓒（1893-1930）1917年5月19日日志载：“尾数日来眠眼不开，颠倒好睡，余想其故，盖多饮食，不知清醒。”崇敬少食的他们自不会眷恋食物，而日志载食事较少也在原理之中。然而，饮食自然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结构中，是日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新民学会世人的栽培杨昌济，早在1899年八月月朔日日志即云： “逐日三饭必有常课”，依然把吃饭当成日课了。仅仅为了不贻误时辰学习，杨昌济“不常赴席” （杨昌济1914年十月二日日志）云尔，故日志所载饮食内容较少。然而，当作“飞地”般存在的饮食记录，仍是近代湖南饮食文化人类学分析的必要存在。

二、杨昌济与谢觉哉的以食不雅世

毛泽东在《湘江褒贬》中曾月旦湖南人的部落想想，说他们“现实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又在《文化书社启事》中说“湖南人当今脑子饥馑确实过于肚子饥馑，后生人尤其嗷嗷待哺”，很可见他善于以饮食譬喻来说想想问题了。而毛泽东的栽培、理学家底色的创新者杨昌济，日志多载独得心语，少及饮食，每一说起，更是要悟出一个酷爱，而饮食滋味倒在其次了。如杨昌济《达化斋日志》1914年六月二旬日载：“余在德国柏林时，中国粹生亦仿照德国人之所为，同进茶楼咖啡馆餐馆之时，各开人人之账。盖同游之时甚多，人亦甚多，一人为东，乃事势所不许也。中国人之习惯，则数人同往筵席馆，必有一人为东开账，似以各开各账为不成事体者，要亦乌有云尔。出钱者出于免强，不免肉痛，而相率为之，亦好笑亦可悯也。柳君午亭由北京乘京汉汽车南归，湘潭某君同业，每事均由是人开帐，临别时，柳君以钱还之，却不受；柳君则安适告以不可不还之理，且举余所言泰洋人之所为以证之，是人乃受；且言其平昔免强为东，心实不快。此亦中国旧习宜改之一端也。”通过雅致想考，杨昌济高度赞同西方人就餐AA制，并举创新义士柳直荀（1898-1932）的父亲柳大谧（1877-1957，字午亭）业绩为例，烛照国民意事，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断。

又如，杨昌济1915年十月六日日志载：“商务印书馆总司理万君亮卿权请至天乐居吃大餐，同席者有胡子静、彭泉舫、何特循、俞敕华、俞蕃武、狄昂人、姜咏洪、王孝苏诸人；以中国人而用西法，有好多不对款者。近邻则弦歌之声与喝采之声连续。”在杨昌济看来，长沙天乐居酒楼吃西餐，无异于中体西用，故多扞格，于是近邻包间仍是中国人吃酒楼作派，深闭固距。这是杨昌济日志为数未几的吃大餐记录，与谭延闿比拟，在食尚层面，杨昌济却是大大落伍了。谭延闿1913年10月26日日志载：“当天吕满急忙定菜而自不来，云新馆天乐居者。及入席，则鱼翅全席，让步不胜。”如斯鱼翅大餐供他尝鲜，谭延闿却认为迂腐，而杨昌济直至1915年才初度到该店吃饭，在食尚方面整整逾期谭延闿两年。

杨昌济《达化斋日志》

然而，杨昌济于饮食一谈的体会，似比谭延闿更深一些。杨氏日志即便纪录饮食谈天，也总有个酷爱在。如1915年四月十四日日志：“杞生言魏午帅（光焘）乡居，自奉甚俭，每食四簋，二荤二素，贵贱之客都以此款之，无不会食。每年春秋二季请客二次，筵席以四五串为常，至贵不外八串四百文。……宝庆人多食冷菜，床矮，离地甚近。宝庆人喜饮汤。”日志所载乃是将见闻转换为饮食常识，淡薄勤俭，也属意场地性民俗常识，而并不耽于饮食。

杨昌济除外，湖南老辈创新家有日志存世者尚有“延安五老”之一的宁村夫谢觉哉（1884-1971）。谢氏是具有旧学根本的创新家，所撰数十万字《谢觉哉日志》有不少饮食关系纪录。如谢觉哉1919年5月17日日志载：“《中和》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魏文帝《论衡》曰：‘三世长辈知服食。’吾人于味之好意思否，大抵阿世所尚，或欣其腾贵，以神色作用冲动生理作用，好意思之者未必真好意思，且或较不好意思于所不好意思者，而以庸俗好意思之之故，不得不从而好意思之。袁枚‘鸡豚牛羊，骁雄之材；海参鱼翅，虚名之士’之语，可谓终点机灵，不为俗囿。余谓肉食与蔬食，一甘而腻，一淡而永，正未可轩轾。吾人缚于环境，一食之微，尚谢却我感性判断，何况其他！”（《谢觉哉日志》，15-16页）这是宝贵的饮食体认，是谢觉哉不遵守、不从众的饮食不雅念的体现。重视我方的感受，而不为庸俗外界不雅念所傍边的饮食操守，正好得如今饱受饮食宣传轰炸确现代人学习。

当然，谢觉哉曾经经参与一些表层的宴集，如1921年3月14日午间插足“曲宴”（即“曲园”）的宴集，接待韩国人李熙春等人，当日宴集合计二十八人，包括仇鳌（1879-1970）、易培基（1880-1937）等人，且决定斥地中韩协作社。这是早期湖南社会团体理睬外宾的宝贵纪录，也足以讲明曲园在其时酒楼的超高地位。

此外，创新家日志中的一些日常生活细节，也能反应湖南食物在外乡的流转过火所呈现的创新家友谊。如谢觉哉1944年4月28日日志载：“昨日同李、柳、贺、霍、罗至枣园看花，在毛主席处吃饭。定国送了毛主席一些腊肉、茶叶、醃菜等。”（612页）可见，腊肉等湖南风姿也被谢觉哉妃耦王定国（1913-2020）带到了延安。而稍早之前，谢觉哉与何叔衡在江西的辨别宴，也相同反应湖南饮食跟着创新进度而扩散。谢觉哉在日志中回忆起一九三四年九月终末一次仳离的情形：“一间破旧的瓦屋子，摆着几桌自养的猪鸡肉和自种的菜蔬，不知从那儿弄到了鱼——这是机关的鸿沟宴集。”（谢觉哉1946年7月17日日志，949页）这一场面好似毛泽东1917年漫游至宁乡何叔衡闾阎所享受的那一席。由于创新的缘故，湖南的饮食风俗扩散到了江西。

三、林伯渠与长沙酒楼

林伯渠（1886-1960）为着名老创新家，留有日志稿本，其中早年部分纪录生活内容丰富。如1913年，林伯渠东渡日本，纪录日本东京的馆子如源顺、维新、广和昌、中华第一楼等。这些菜馆从店名看，当然都是中国饮食店，不外不行投诚是否兜销湖南风姿。然而，通过林伯渠日志，咱们不错确信，湖南的风姿早已飘到日本。本体上，早于林伯渠，清末留日的湖南人已在日志中珍摄纪录日本的中华管理。

宋教仁1905年6月29日日志：“巳正，徐景成……邀余至……管理馆同食午餐。”很明显，宋教仁依然在日本的中国饭店吃中餐了。宋教仁1905年7月12日日志载：“申正，郭之奇邀至齐心馆……”则明确点出中国餐馆名为齐心馆。在宋教仁日志中，齐心馆是常常说起的就餐时局，亦然彼时中餐出海的典型。不唯纪录中华管理，宋教仁还将享用朝鲜好意思食的体验写到日志里。宋氏1905年7月22日日志载与宋海南“偕至韩山楼午餐，朝鲜管理也，味与中国食无大异。余等所食者，一曰贤良炉，似中国火炉者也；一鸡卵包，则包牛肉之炒蛋也；一コモク（日文‘什锦’），则杂菜之饭也”。 以中国菜为参考系，宋教仁也能对朝鲜管理品头评足。可见，在饮食上，这些创新志士一丝也不保守。事实上，在日本的湖南人以至尝试烹调日本管理，如林伯渠1914年2月8日日志载：“晚，柱丞办管理，共餐极欢。”则可见这批留日学生中部分人员依然习惯日本口味，且亲身制作和风管理了。

虽然，客居外乡，这些湖南籍创新家最吊问的仍是湖南性格食物。宋教仁（1882-1913）1906年5月19日日志载：“下六时，至杨勉卿寓，适将晚餐，有腊肉，遂留餐焉。”有腊肉，待客的人便有底气。无独到偶，林伯渠1913年10月16日日志载：“午餐锡圭处，因邓君新到，携有腊脯，饱尝乡味，固不仅口腹之乐也。”有腊肉，作念客的人不仅大快朵颐，莼鲈之想也得深慰。不雅此可知，湖南腊肉早在一百多年前已被带往日本，尽管仍是湖南人品味，却亦然湘味出海的写真。

林伯渠早年日志书影

1916年春夏之际，林伯渠回到湖南长沙使命。经程潜（1882-1968）先容，接续在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期间担任省公署通知、代理政务厅长等。谭延闿1916年8月25日日志纪录：“颂云同凌伯渠祖涵来。……凌之人才尚不差。”这是谭延闿初度与林伯渠打交谈，连林伯渠的姓都写错了，但对他的评价不坏。由于谭延闿的信任，林伯渠逐步在湖南省政府站稳脚跟。尔后，林伯渠日志纪录了不少长沙市内就餐情况，尽管十分寥寥，也为长沙酒楼留住极为珍稀的贵府。兹将关系纪录抄录如下：

1916年8月7日：四时，赴翦玉玠宴于徐长兴。

1916年8月20日：午后，赴宴一枝香。是日，谭组安省长抵省。

1916年8月26日：午后，赴一枝香友人宴集。晚，携行囊登舟。

1916年9月16日：午后，谈友人贺，并赴一支香。

1916年9月17日：早起，宴友人于徐长兴。午后，拜客。晚，赴宴一枝香。

1916年9月24日：早九时，诣徐长兴共宴友人。

1916年9月30日：午后六时，赴宴一枝香。旋同人在玉楼东宴友。旋诣正谊社。

1916年10月3日：六时，共宴亦山天乐居。

1916年10月7日：午后六时，退署。赴宴挹爽楼。

1916年10月8日：晚，剑仇宴于天乐居。

1916年10月17日：午后五时，赴枣（园）友人招饮。龙铁英召宴曲园，时逼未赴席。

1916年10月19日：晚，赴周砥如宴于徐长兴，又，廖湘芸宴于曲园。

1916年10月20日：昨日，饮食不慎，致当天体魄极倦。……晚五时半，到挹爽楼请客。

1916年10月26日：晚，赴半园宴。

1916年12月7日：午后五时，赴伍、廖宴；又，诣一支香。

1916年12月18日：晚，招饮陈坤载，林伯先并延，宝春楼入座。

1916年12月25日：晚，伯先召饮一枝香，同座绍先、敬民。

1917年1月2日：早八时，诣迎蔡松坡先生（灵榇），由河干行至陆军测量局，村夫对之，嗅觉殊少，可发一喟。旋绍先、敬铭约赴天乐居。

1917年1月14日：晚，赴宴王小芹、萧石一又君。

1917年2月17日：晚，汪毓崧招饮曲园。

1917年2月19日：晚七时，开财政会议，旋诣一枝香，李午云、何润君招饮。

1917年2月21日：晚，诣湖湘驰念会，旋到一枝香。

1917年3月27日：晚，访特生、艾唐，并赴宴潘君枣园。

1917年3月28日：晚，赴宴枣园。

1917年4月22日：晚，赴张溶川不雅察宴于一枝香。

1917年4月25日：晚，赴宴曲园。

1917年5月2日：晚，宴县人邃园。

1917年5月6日：午餐，旋赴宴友人于曲园。

1917年5月22日：晚，赴枣园，曾广瀛君招饮。

由上述纪录可知，1916-1917年，林伯渠常常光顾的酒楼包括一枝香、曲园、枣园、徐长兴、挹爽楼、天乐居等。宴请的人包括仇鳌（字亦山），而请客的人至少有罗剑仇、龙铁英、廖湘芸等。当然，也有宴集在家中举行，如1916年10月22日日志载龙璋（1854-1918）家举行宴集。此外还纪录1916年11月18-19日在上海古渝轩、小有天、天雨吃饭一事。梁小进、张好所著《湘菜》（湖南科学工夫出书社，2012年）也援用过《林伯渠日志》，惜十分节略，且将古渝轩、小有天、天雨等三家上海地区的川菜馆误作湘菜馆。这也教导湖湘饮食史料的挖掘者，应当提防日志所载内容的时辰和地点，不然容易因核定形成史料利用的偏差。

当作谭延闿的辖下，此期林伯渠与谭延闿来往不少，但沿途吃饭的情况少量。直至谭延闿再度去职，蛰居永州期间，他才与林伯渠关系更为密切，常常聚饮。

谭延闿1918年10月22日日志载：“晚，谌斋古借地请客，伯渠、松坚、雨人、宏群、吕满、宋满、李芾棠来，同席，饮二十馀杯散。”又1918年11月28日日志云：“晚，设具饯子武、岸稜，以谢、罗、萧、岳、吕、刘、黎、伯渠、护芳跟随，自炖鱼翅，饮勃兰地，颇极细密，永州不易得也。”此时，林伯渠奴婢谭延闿到永州，常随侍谭延闿，方才真实成了谭延闿的至好。

不外，创新行状自然与饮食及酬酢相反，林伯渠1926年至1927年间的日志，就无一笔谈及饮食，而多纪录兵马生计之事。究其原因，可从谭嗣同（1865-1898）1898年在湖南创立延年会说起，谭嗣同创会的决策便在“省去无须之酬酢，以所省出之元气心灵时候念书服务。”（《达化斋日志》23页）精于饮食势必消磨好多时辰，而于创新行状有妨。创新家之是以创新，省略在于他们并不耽于饮食，经久保捏子民饮食酷爱。如创新白叟徐特立（1877-1968），在谭延闿日志中仅现身一次，倒是屡次出当今火宫殿发饰演讲。当然，徐特立品味的是火宫殿的子民食物。惟其不耽于饮食，方有更多时辰作念事、闹创新。

由于创新家日志与回忆录的主要内涵并不在饮食，在微不雅史盘问兴起之前，这些文件仅仅当作创新史盘问的材料。当饮食被视作微不雅社会史的一个主义并加以盘问以后，创新家日志与回忆录值得从头对待。尽管创新者私人文件所载的饮食材料十分荒芜，却为湖南近现代饮食提供了投诚性的笔据。比方株洲籍创新家言乃克（1920-2009）回忆起唐拔（1890-1972）的兄长有意邀请他“从长沙搭汽船上湘潭吃脑髓卷”（《插足江南地劣等四军组建活动片断回忆》）。仅此一丝，便为湖南名点——脑髓卷的原产地湘潭提供了力证。而宋教仁日志中纪录的刘瑶臣（1884-1911），当作湘西哥老会金凤山的刑堂，在1904年，曾在常德鸡鸭巷饭馆当厨师，协助宋教仁汇鸠合党。据此，则刘氏又是近代湖南少数有名有姓的厨师之一，并提供了近代湖南厨师参与创新的荒僻笔据。而我国国歌词作家田汉1966年7月3日日志宣称其父田禹卿亦然别称厨师，从田汉外公学厨，“曾到汉口一个知事衙门的厨房作念事。他是主要管白案的，即作念包子饺子之类。节略也会办菜”。田汉小时候还看到“父亲留住来的大厨房菜谱”。田汉自传对此回忆得愈加剧视，说田禹卿“跟他岳父易谈生学大厨房”。这又是一位有名有姓的湘菜厨师了。

《田汉全集》书信、日志卷

与谭延闿等人日志比拟，创新家的日志与回忆录在饮食材料的丰富性上，有着云泥之别，然而这些材料的互异，恰是旧期间饮食物级的写真，是饮食权利的直不雅展示。与传统饮食材料的诗人书写不一样，创新家日志与回忆录的中基层阶级性格，自然隔离饮食中心的书写神情，都赋予它在饮食盘问中的特殊意旨。即便如郭沫若这么的创新者，屡次参与党政高层与宴席，所关怀的仍是子民食物。如1937年12月7日，唐生智请周恩来和郭沫若吃饭，郭氏在《洪波曲》中回忆谈：“在城外的一座大公馆里吃了一席很正经的湖南菜，还吃了有辣味的浏阳豆豉。”唐生智的庖丁是湖南名厨，引得郭沫至若人于立群（1916-1979）说“那确实厚味”。唐生智就送了他们两罐浏阳豆豉。

郭沫若《洪波曲》

稍早之前，郭沫若在长沙遭遇《抗战日报》主编田汉（字寿昌），便被田汉邀往清真李合盛馆子，郭沫若给这间店子以较大的篇幅：“在一间楼房里满满坐了两大圆桌，桌面宽，筷子长，汤匙大，充分发扬着湖南席的三大性格。菜上桌了，除牛肉牛百叶除外，也有鱼，也有鸡。好像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滋味，但相同也在发扬着湖南菜的三大性格：咸、辣、多。寿昌是可爱吃牛百叶的，尽管重量依然够多，而他一叫即是双份。”（郭沫若《洪波曲》，人民体裁出书社，1979年，29-30页）对中基层的食物，郭沫若老是尽情姿色，反倒是那些王公贵族宴席上的八珍玉食，郭沫若日志与回忆录中着墨甚少。

总的来说，饮食的阶级分袂在创新家日志与回忆录中有澄莹的陈迹。湖南是近代创新家之渊薮，关系日志与回忆录颠倒丰富，领略这部分贵府，对重构近代湖南饮食史意旨卓绝。与历史学界惯常驾驭巨额民间布告或是场地志从事子民饮食盘问（如史景迁《清代穷人的食物》，载张光直等著《中国文化中的饮食》）比拟，日志与回忆录中“飞地”式的饮食贵府因其更难开采，较少为盘问者所使用，正因如斯，未必从中所见者将愈加寥落。当作投砾引珠之作，本文的尝试是浅薄的，作家有着真切的欲望却是了然于目的。